开封书法百年

    开封,有着七朝古都、文化古城盛誉的城市,历经数千年的中原文化不断积淀在这块土地上,从远古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到战国魏都大梁……北宋东京……民国省会,它像一个文化老人带着荣辱和盛衰从远古走向现代。沧桑的岁月使这块土地无不带有着古老的印记,而所有在今天逐步走向现代化的都市形式仍然难以掩盖这座城市“古韵”的内涵,这座城市人们的一招一式也总是带着过去那种皇城根延绵不断的传统韵致。在这古老的文化传承的艺术形式中,尤其是带有着“传统”、“古韵”字眼的书法艺术俨然成为这座城市的骄傲,以至于稍稍能识文断字的开封人大都能数出开封籍或在开封做事的许多古代先贤,以及这些先贤中的书法家:蔡邕、蔡文姬、郑道昭、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宋徽宗(赵佶)、米芾、蔡襄……他们既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文化名人,又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耀眼的星宿。正是这些云集在这座城市的书法星光,奠定了开封书法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中的地位。虽北宋以后,宋室南迁,文化中心转移,然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却能薪火相传,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后,开封书法艺术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巅峰时期。这正符合事物波浪式发展的基本规律。20世纪以来的这100年,开封书法艺术所取得的成就足以震撼中国书坛。了解、研究这一时期的开封书法,对开封文化历史的发展,对建立和发展开封的文化产业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开封近百年书法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厚积薄发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为书法的凋零复苏期;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30年为书法发展的升华期。 

    一、20世纪初至1949年的厚积薄发期。继北宋书法文化巅峰以后,南宋、金及元、明、清已无昔日之辉煌,经济与文化也已朝气不再,文学诗词吟咏开封多为怀古之作,大都生发出无奈而悲凉的感叹。然绵绵不绝的文化终是在慢慢沉积,在不断地增加它的厚度,终于在20世纪初,开封传统文化的优势得以显现出来。生发——凋零,凋零——生发,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均蕴含着哲学的意义。

    进入20世纪,缘于民国时期的省城,或缘于开封文化那厚厚的底子,似乎一时间文化名人兼书法大师们云集于开封,终于放射出书法艺术的灿烂光辉。这里有清代的翰林大学士仓兆彬兄弟三人,有精研经史、书法的开封县知事丁康保,有光绪进士并被尊为词学泰斗的朱强村,有清末进士,留学英、法并出任五国大使,毛泽东主席向其亲索作品的靳志,有堪称“河南一支笔”的河南通志馆编纂、开封通志馆馆长、精于考据的许钧,有才华横溢的旧学学人“夷门十子” ,有河南博物馆奠基人之一、被誉为近代考古先驱的关百益,有精于训诂、金石、书法的河南大学校长王光庆,还有多年在开封谋事的巨擘董作宾、冯友兰、白寿彝、张伯驹、郭风惠等。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例举,总之,仓兆彬、祝鸿元、丁康保、秦树声、萧亮飞、靳志、许钧、郦禾农、邵瑞彭、关百益、张乐天、朱芳圃、武慕姚、李白凤……在中原文化乃至中国大文化的天空中形成了一片耀眼的星云。这一时期的书法家们均为著名学者,大都在经史子集、诗词、考据、考古、金石等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他们在书法艺术上的深厚造诣也正是建立在深厚的旧学根基之上的。或许,这正是文人书法最耐人品味的原因吧。

    在这一时期,河南书法活动基本上是以开封为中心的。开封的书法也基本上代表了河南书法的高度。浓郁的书法研究氛围,频繁的雅集交流与书法展览交流,书法研究与诗文、考据著作的大量出版,构成了开封书法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开封书法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巅峰,就在于开封的旧学文人对待书法艺术的态度,他们不是“游于艺”,他们没有一般旧文人视书法艺术为余事的中国文人对待艺术的传统观念,而是很早就具有了视书法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艺术观念。他们的书法不仅仅是“文人字”,还是“士夫字”,我认为这也是开封书法区别于其他地方书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开封书法有着艺术专业性极强的特点。郦禾农、许钧、邵瑞彭、关百益、张乐天等几位书法大师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与开封的书法家们的雅集已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例如:在郦禾农的“浦雅堂”,在关百益的“艮园”,常常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同时,除了许多“诗社”以外,还组织有“书社”,如张乐天、许钧、关百益以及大相国寺的净尘***师都是“艺林雅集书社”的成员。我们从由靳志撰文、郑剑西书写的《戊寅重三吹台禊饮题名》的一件书法作品中可以感受到1938年当时雅集之盛况。

    1934年,开封举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河南书法家作品展览。参加此次展览的有李培基的行草书轴,师法王铎而存己意;张景房的魏造像横幅雄强劲挺;侯云升的行书长卷颇具晋人风韵;黄金镇的临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楷书条幅以己意而出;王友梅的隶书轴书《曹全碑》变秀润而为刚健;蒋恢悟的楷书横幅取晋唐楷法,法度森严而不乏韵致;王用吉的篆书轴融石鼓、秦篆于一炉;杨望尼的魏碑行楷稚拙厚重,大朴不雕,其妻陈励修的楷书取法二爨,功力深厚,可谓夫唱妇随;韩吾经的隶书轴略探清人郑簠之法;汪绶承的行书轴有元赵子昂之美;其他如张云、关幼调的楷书均表现出深厚的功力。这次展览不仅展出作品,还出版了作品集。从此次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开封的书法家既十分强调传统的功力,又注重作品的个性,这种书法审美的趋向对当时的开封书坛,甚至对今天的开封书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当时的开封除了集体展览以外,还不乏个人书展。1939年,高道天的书法展览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展览,这不仅是由于他具有高超的书法艺术水平以及书法创新精神,而且还在于作为20世纪的书法巨星于右任先生的助阵——亲自为展览题写展标和贺词,北京大学的王瑚为之作序。在展览的同时,高道天还出版了作品集《道天翰墨》。

    以上活动,均是有据可查的。当然,一定还有那些未能留下展览书迹和文字记载的活动,而且还应该是不少的。这也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时代限制所留下的深深遗憾。

    在今天来看,书法家们的作品在展厅集中展示和书法家的个人展览以及出版作品集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站在当时那个时代的角度去看这些展览,那个时期的开封书法家们无疑具有前瞻的眼光和艺术的后现代意识。书法家的作品从厅堂书房或者雅集时的赏玩走向了展厅,这在全国书坛不能不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也充分说明了开封书法家们的整体实力、艺术眼光和在全国艺术界中的书法领域的地位,以及开封书法在中原文化中的地位。这些当时以展览为目的的书法创作,无疑会对现代艺术样式的书法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除了书法作品展览,这一时期开封的店铺招牌、匾额也是开封书法艺术得以展示的亮点。“无远弗界”、“声震天中”的鼓楼匾额在开封家喻户晓,张贞、陈玉璋等人的招牌,以及书法家们的戏牌等等,在所有实用的文字中都无不展现出开封书法家们的艺术风采。

    在这一时期,一般情况下的书法家都是以文人学者的身份出现,而开封的书法家在人们的感觉中似乎有着专业书法人士的身份。这种双重性也正是清代书法大家所具有的特点。清代以后金石、考据学的兴起,使得习惯于旧学的文人们既要“志于道”,又要“游于艺”。而此时的“艺”不仅仅是要“游”,而是一种要认真做的真正的学问。开封的书家们自然是要做这种学问的。且不说在史学、哲学、音韵、地理、宗教、诗词、方志学等方面多有著述,而且在金石、考据、杂著、文字、书法等方面的著述也颇为丰厚。如丁康保的《静宧墨忆》,萧亮飞的《遇园杂著》,靳志的《居易斋文存》,许钧的《碑志考》,武慕姚的《流水觚谭》、《氈椎闲话》,李白凤的《李白凤印谱》,于安澜的《画论丛刊》等。这一时期,很值得一提的是关百益先生,他被郭沫若誉为近代考古学先驱,主持了两次殷墟甲骨文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生著作、论文很多。关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以及书画均有深邃的造诣与建树。

    从1928年至1937年,董作宾等率专家先后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许多学者都参与到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工作中,并出版了研究甲骨文的著作。开封学者朱芳圃、关百益、许敬参、何日章等均参加了甲骨文的发掘和研究工作。1933年,朱芳圃著有《甲骨学文字编》,次年著《甲骨学商史编》;关百益著有《殷墟文字存真》共八集,每集选印百片。1936年,许敬参著有《契文卜王释例》。董作宾堪称甲骨学研究执牛耳者,出版了多部甲骨学研究著作,1933年出版了在学界振聋发聩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首先对商后期273年的商史的研究理出了头绪,他所构筑的“五期”分法和“十项标准”至今还是国内外甲骨学界和商史研究普遍使用和承认的基本方法。

    开封书法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时在开封的河南博物馆功不可没。当时的馆藏文物仅仅次于故宫博物院。馆藏碑刻仅魏碑有800余块,所出版的馆刊成为当时书法学术的研究阵地。馆刊不仅刊有考古、馆藏、考证等学术研究文章,还有书家唱和、杂论,我所见到的许敬参《契文卜王释例》便是连载在20世纪30年代的馆刊上。

    20世纪,开封的书法大家真如明星荟萃,虽无法说他们能领先于中国书坛,但这一时期的辉煌足以在开封文化的发展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二、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是书法的凋零复苏期。时代更替,而文化却能得以传承,新中国成立以后书法文化承前代书法文化之余绪并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有影响的开封书家大都是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旧文人”。虽然他们曾受到“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大多接受的仍是以儒、道等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有个别书法家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如李白凤、郝世襄等。在这一段时间内,开封有较大影响的书法家有:靳志、许钧、张乐天、关百益、武慕姚、李白凤、陈玉璋、许成琮、李子培、张修斋、于安澜、庞白虹、付隐戈、张仲甫等。除了这些在开封长期居住的书法家以外,还有许多书法家移居外地,如郭风惠、冯友兰、董作宾、白寿彝、许敬参、萧劳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封老一代的书法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政治实践活动。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迫使他们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这次空前的劫难使他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这一时期,开封书坛一片凋零。不少书法家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迫于生计,他们或摆摊为人代写书信、或租赁图书、或做小买卖,从事着与书法艺术毫不相干的营生。在谋求生计或做事之余,唯一能够排遣郁闷的是他们苦心经营的书法艺术,他们躲进自己的小屋悄悄研究。如李白凤先生自1957年后开始从文学、戏剧、音乐研究转向史学、古文字和《周易》的研究,著有《东夷杂考》等著作,又如武慕姚的《书法韵语三十六首》、《历代碑帖过目随记》,高文的《汉碑集释》等。 
    当然,这时的书法家之间也偶有书法交流或唱和,以苦中求乐。 
    然而,开封毕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书法艺术积淀,许多开封市民热爱书法艺术,字写得好的老先生仍受到人们尊敬。在开封这样一个浓郁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中,书法家们开始了有组织的书法活动,1959年,开封市政协成立了“书画组”,老书法家们编写了一些普及书法的小册子,并出版了初学者学习书法的字帖,在几近荒芜的“书法土地”上,它们如同甘露润泽了几代学习书法者。这是建国后开封最早的书法组织,它对河南乃至全国书法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1958年,靳志、许成琮的作品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首届中国书法展,并出版了展览作品集。然而,像这样参加国际间书法交流、参加书法组织的人并不多。 
    “文革”初期,老书法家们再次受到了冲击。不过,由于大字报成为当时派性斗争的主要武器,书法艺术中的实用价值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在开封的鼓楼上的大字报成为开封书法家们最大、最有影响的作品展示。一些市民常常去抄写鼓楼上的大字报,从极富政治色彩又极具时代特点的大字报和诗词中去学习书法、学习文学、学习政治。当然,书法艺术本来就是线条的艺术,在抄写大字报的同时也得到了艺术欣赏的满足。笔者在这个时期也懵懵懂懂地常常去欣赏这些大字报,其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这个时期,以毛泽东诗词为内容来书写作品成为最流行的书法创作,这从以后的书法出版物上可以得到证实。如开封书法家协会最早的书法刊物《梁园书坛》所发表的老书法家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毛泽东诗词,如张修斋的《水调歌头·游泳》、张仲甫的对联“飞雪迎春到,新潮逐浪高”、高丽虹的《卜算子·咏梅》,甚至他们的作品用印都是“毛主席万寿无疆”。 
    20世纪70年代初,开封便开始不断举办书法展览,各地市之间也开始进行了小范围的书法交流,并举办了书法学习班。成立了“文革”后最早的书法组织,如“开封书法研究会”。自此,一些有影响的老书法家频频出现在展厅和学习班上。在他们的周围也聚集了开封书法家的中青年一代,至此,开封书法队伍开始不断壮大。可以说,开封书法队伍的发展和书法艺术的发展在当时都走在了全国书坛的前列。 
    三、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书法艺术升华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封书法逐渐形成了良好的艺术氛围,开封的老书法家牛光甫、靳选、张本逊等以及起步较早的中青年书法家王澄、王宝贵、陈国桢等开始走出开封,与外地书家进行交流。开封大相国寺、龙亭、汴京公园等院内也常常在节假日为群众举行一些书法表演活动,笔者作为书法爱好者也常常去观看那些老先生以及青年书法家们的书法创作。这种在开封的景点经常性举办的书法活动表明了一种群众性的书法热潮在开封悄然兴起。 
    鉴于群众对书法艺术的热情和众多青年对书法学习的渴望,开封市群众艺术馆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办了“书法学习班”,一些老书法家兼任书法班的老师,如牛光甫、庞白虹、靳选、韩伟业等。同时,他们先后举办了规模较大的书法展览,大相国寺的书法展览参展作品之多、龙亭大殿展出的作品幅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笔者认为这可以成为开封书法热潮的兴起、开封书法百年第三个时期的开端。全国书法热潮的兴起是以1980年在沈阳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和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为标志的,可以说,开封书法的热潮是先于全国书法热潮的。20世纪70年代,在开封有着较大影响和活跃在开封书坛的老书家如武慕姚、陈玉璋、李白凤、傅隐戈、牛光甫、庞白虹、郝世襄、桑凡、靳选、刘庚三等,他们对当代开封中青年一代书家的培养和开封书法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正是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开封众多的书法大师级的人物,正是他们,这些塑造“开封书法”的基石,为“开封书法”这一品牌奠定了基础。当代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开封中青年书法家,直接受益于这些老先生们。正是这些老先生们的教诲,才使他们的书艺、学问、修养等方面皆有收获。当代开封一些知名的中年书法家们每当谈起过去求教的日子时,心中总是感慨万千。 
    1979年,在开封展出了由上海《书法》举办的“全国首届群众书展”的获奖作品。开封的书法家王澄先生的康体《鉴真遗志》获得了一等奖;桑凡先生的小篆获得了二等奖;张本逊先生的魏碑楷书获得了三等奖。这次展览在全国都引起了轰动,不似今日频繁的书法展赛使获奖的书法家们都麻木了,书法爱好者也都麻木了。 
    1983年,上海《书法》举办的“全国首届篆刻展”,开封书法家王宝贵、王胜泉、尚仁义等获奖,桑凡先生被聘为篆刻展评委。 
    1982年,开封书法工作者协会成立,牛光甫先生任主席。协会成立不久便出版了《梁园书坛》,并举办书法篆刻学习班和“开封市首届书法篆刻展览”。这次展览是开封书协成立后对开封书法第一次较大的检阅。参展的书法作者中既有老一代的书法家,又有中青年一代的书法家,形成了开封老中青书法艺术的梯队。牛光甫、靳选、桑凡、李逸野、石如灿、韩伟业、孟舒青、刘庚三等一些老先生自觉地承担起了培养年轻一代书法家的任务,在协会组织的多次青年书法家学习活动和“创研组”以及“三八书法班”的活动中,常常能看到他们讲课的身影。除了这些老先生,中青年书法家如王澄、王宝贵等为青年书法爱好者进行授课和指导。李逸野、王宝贵、周俊杰等还为河南书法函授院编著书法函授教材,为河南书法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封中青年书法家王澄、王宝贵、陈国桢、周俊杰、王胜泉、尚仁义等迅速在全国书坛崭露头角。河南省第一届“中原书法大赛”、“第一届墨海弄潮展”奠定了他们在全国书法界的地位。同时,也打出了“中原书风”的大旗。中原地区,民风质朴,传统文化深厚,加之北方人淳朴、豪爽的气质,因而在艺术审美上也趋向于质朴、雄浑的书风,对于老子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巧若拙”的美学思想情有独钟,所以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相同或相近的艺术审美追求,从“首届墨海弄潮展”的开封的作品上也能很明显看到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末,开封书法工作者协会改为开封市书法家协会,王宝贵任主席。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又有一批中青年书法家在全国书坛迅速崛起。数届全国书展、“墨海弄潮展”、“中原书法大赛”,奠定了他们在开封、在全国书法界的地位。由于有些书法家在全国书展屡屡获奖而博得“获奖专业户”之美誉。这部分中青年书法家之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数届全国书法展中均获得佳绩,与开封老书法家所泽被的这片艺术土壤是分不开的,尤其是直接受教于牛光甫、桑凡、李逸野、韩伟业等先生,故能在艺术上突飞猛进,使得全国书法界对开封中青年书法家刮目相看。 
    其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开封书法已名声在外。王学仲、尉天池、陈振濂、王冬龄等等多次率书法团体来汴访问交流。与国内、国外的书法联展也接连不断,“六大古都展览”、“中日书法展览”、“开封济南书法联展”、“开封青岛书法联展”以及许多次的书法交流展都在开封举行。特别应提到的1987年“国际临书大展”,汇集了16个国家和地区的书法作品,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大的震撼。 
    1989年,《书法导报》在开封创刊,王荣生任主编。《书法导报》从小到大,如今已发展成为当代书法界最大、最有影响的书法专业报刊。 
    建国以后的开封书法仍然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无论是书法创作以及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书法审美的拓展与研究、书法文献的挖掘与整理,还是书法学科的构建以及书法学术思想研究都有可观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其著作、论文无法一一列举。 
    开封书法创作之所以能达到一定的水准,与开封的书法教育、开封书法的群众基础是分不开的。河南大学、开封书画函授大学等书法教育机构也为开封书法培养了不少优秀的书法人才。开封的书法博士孙鹤正是从开封走出来的一位优秀的女书法家。除开封书法家协会以外,一些书法社团组织如“宋都书画研究会”、“宋都书画研究院”、“宣和印社”、“夷门书社”等也搞得轰轰烈烈,他们都在为开封书法的发展,为打造“开封书法”这张艺术名片而努力。 
    人生之短,如白驹过隙。开封书法百年,在岁月的时光中虽然也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开封书法家们的努力下已显示出这段历史的光彩。                                作者: 宗致远 来源: 开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