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收"润笔"的书法大家

引子

   河南大学老校区西南，一条叫文华北街的小路安静悠然，张如法、徐明霞的家，就在小街旁河大教工宿舍楼的五楼。一进家门，张教授夫妇热情、温雅的笑容，就让人如处春风之中。张家里的陈设十分简朴，但知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对聪慧善良的人，这是一个浪漫温馨的家。

   张教授夫妇都是上海人，已在河南生活了50年，去年八月，他们的婚姻已成“金婚”。他们相识于华东师大，那一刻，徐明霞拿着一叠稿子站在黑板报前，“短袖衬衣蓝色短裙，两条长辫子，年轻清纯得像中学生”。不久，他们相知、相爱了。那年，张如法大四，徐明霞大一。当时华东师大是全国三大重点师范院校，每年集中支援中西部一个省份，1958年是去新疆，张如法毕业的1959年，是号召到河南去，这位理想主义者早就在期待这样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当即报了名。对于张如法的选择，徐明霞“没有二话”，这让张如法十分感动：“我想终身就与这个女孩为伴吧，难得的温柔清纯又大方，不计较一切，只有‘爱情’两字。”三年后，华东师大特意要了一个河南指标，徐明霞告别上海，被分到开封铁中工作。两个人在开封安了家，虽然生活艰苦，却因爱情显得不同，“家不富，人很累，但是很有幸福感”。

   后来，一个偶然的契机，让夫妻俩和于安澜熟识起来。铁中一位老师的父亲在加拿大，想寻找书法家靳志的后人，那位老师就请徐明霞、张如法帮着询问。靳志是河南最后一个进士，后来成为见过斯大林的外交官，不过当时张如法对此人一无所知，天性热情的他便去拜访于安澜先生，请他提供线索。这下问对了人，于安澜与靳志是多年的老友，他详细介绍了靳志的情况，并将靳志为其书写的四条屏送给张如法“研究研究”。

  经过这次交往，张如法夫妇和于安澜熟悉起来。尽管相差30多岁，但他们有太多相似之处：纯朴、善良、勤勉、严谨，一旦熟识，很容易结为亲密的朋友。此后张如法常去于家，他喜欢摄影，于安澜晚年的照片，大都是他拍摄的。安澜先生的高行懿德、逸闻趣事，如法先生最为了解。坐在张家简朴的书房里，听如法先生和夫人娓娓道来，一个勤奋、纯朴、为天地惜物的于安澜，在我们心中逐渐清晰起来。

   于安澜教授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但他一点也不像教授，在开封街头，常被人当成烧锅炉或看大门的老头儿。

  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修边幅，相反，他总是穿得干净整齐，即使大夏天也不信“天热无君子”之说。被误认是因为他常年布鞋旧衣，十分朴素。“于先生有着河南人淳朴的本质。”张如法教授说，“他一生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于安澜的这种生活习惯，原本是为生活所迫。

  抗战爆发后，于安澜没能及时撤离北平，在那里困顿了两年，得知平汉路火车通至卫辉，才得以乘车回归故乡。他的家乡离县城八九十里，已成游击队活动区域，局势基本稳定，他就在家乡隐居起来，以教读子女打发岁月。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因战争脱离了学术环境，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1946年，河大回归开封，于安澜应邀回母校任教。但不久内战爆发，物价高涨，人心惶惶，后来他又随河大南迁苏州。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到武昌教育学院、新乡平原师范学院任教，1955年院系调整时，他再次回到母校河南大学任教，随后在历次运动中遭受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后，生活才安定下来，学术研究才得以正常进行。即便如此，1937年之后，于安澜也没有放弃学术事业，他笔耕不辍，写出了《说文分类简编》、《古书文字累辑》、《诗学辑要》、《画史丛书》等著作。

   这段岁月是极其艰难的。在家乡隐居期间，他不善经营，只是守着分家后的100多亩田地过活，那六七年，天灾人祸不断，家里常常吃红薯叶度日。内战之时，生计也是艰难。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收入比较稳定，但先后有子女在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三代八九口人都要靠他的工资生活。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俭，长此以往，便成了习惯，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讲吃，不讲穿。老人生性乐观风趣，喜欢旅游，却常常无钱外出，就把珍藏的各地风景名胜画片装订成册，北京故宫、杭州西湖、苏州园林、桂林山水等尽收其中，自谓“卧游五岳，坐拥百城”。

   到了晚年，生活不再窘迫，他仍十分节俭，只爱粗茶淡饭，家人给他买了好吃的，他会切碎了分给大家，自己只略略品尝，知其味而已，决不纵口腹之欲。有个头疼脑热，只买上几服汤药治疗。1993年，他高烧不退，怀疑是肺癌，家人带他去一家部队医院治疗。到了医院，他看到给他安排的是单间病房，说什么也不住院了，经医院院长劝说，才勉强住了院。但随后的几天，他仍十分不安：“这样住下去，要花学校多少钱！”在他的坚持下，家人只好办了出院手续，回家用汤药治疗。于安澜的心情倒放松下来，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是为天地惜物。”于先生的儿子于蕴山感慨说。

   生活如此节俭的老人，却有着难得的另一面，他对金钱看得很淡。在晚年，他书名很盛，前来求字的不计其数，有达官名流，也有工人农民，不论亲疏，他有求必应，从不拒绝，并且从来不收“润笔”。那时候，书画的价格已经越来越高，但他却浑然不觉，从不起念。

　于安澜一生坚持用毛笔书写，长年不离文房四宝，平生以蝇头小楷赋诗作文、著书立说，这使他的书法功力异常深厚。河大艺术学院教授贾涛介绍说，于先生研习书法，只是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治学之余的一种调剂，从来没有想过出名成家。正鉴于此，他的书法创作才多了一些静气、平和，愈发显得高雅隽永，古朴浑成。

  他擅长多种书体，尤以小篆为精，这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字学功夫。“于先生的篆书属于规整端严一路，对称工细，藏头护尾，一丝不苟。结体稍呈长方而不过分夸张，宁谨勿放，显得清雅理性，书卷味重。正好与他一生的处世态度相吻合。”贾涛说。

 “文化大革命”后期，政治斗争有所松动，开封市的书法爱好者交流多了起来。应书法界老友牛光甫之约，于安澜与武慕姚、陈玉璋等人一起，在先于全国成立的“开封市书法研究会”授课，他们不取一分钱课时费，完全尽义务。因上课的人都是业余爱好者，只能晚上授课，从于安澜家到相国寺(当时为文化馆)，要走20多分钟。街上路灯昏暗，有些小街道还是坎坷不平的土路，年过古稀的于安澜就让外孙刘仲敏陪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前去。

   因于安澜和书法界同仁的通力合作，开封书法在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们至今还活跃在中国书坛。

  于安澜的画作极好，张如法教授曾见过他在黄山写生之后创作的一幅人字瀑图，以精工细密之笔画出磅礴阔达之意，十分精彩动人。八十岁后，因自感年迈，他搁下了画笔，但一直坚持创作书法，90多岁握笔之手仍不抖不颤。他的字和篆刻都风格独具，虽然从不张扬，也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但仍深得各界和同行的承认和爱戴，仍有著名书法家从北京驱车到开封，专程上门求字，而找他求字的书法爱好者更是为数众多。于安澜仍不收润笔，礼物也很少收，他以传统文人所好、又不太值钱为界限，贵重点的礼物坚决拒绝。

   在本系列报道开始刊登后，原郑州晚报总编、郑州市政协副主席王力建打来电话，提供了一些他所知道的细节。曾有一位南方青年书法爱好者来信，言辞恳切地要“请”他一张墨宝，同时寄来一对著名的苏绣枕头套。于安澜当即从邮局退回了这个礼物，同时在包裹布上写下“条幅写好后立即寄出”的附言。

   于安澜对书法创作极其严谨。张如法教授曾请他为人在一个册页的封面上写几个小字，本想让于先生立即动笔，他拿去应付了事。谁知于先生竟说：“你不要让我当场献丑，给我三四天时间。”事后张如法得知，他一遍遍试写，费了五天工夫，认为对得起人了，才正式写在那册页的窄条题签处。张如法回忆说：“这事让我感动不已：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已少有这种认真精神了。而认真，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是对人、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一种表现。”

   因为有求必应，于安澜常常积下大量“字债”，每年春节前，他都会推掉所有事务，专心在家偿还一年攒下的“字债”。这就是于安澜，生活极其俭朴，却常常花费数天时间，不要一分钱，为素不相识的人写下长达百言的书法作品。

   于安澜生前，张如法曾和他探讨过“润笔”的问题，于先生的解释是，自己是个文人，会写几个字，人家想要，就应该写给人家。

   在本系列刊发后，郑大退休教授、于安澜曾经的学生祝仲铨先生发来邮件，表达对自己老师由衷的敬意：“不管外界怎么对他，他只是默默地坐着冷板凳，著自己的书、刻自己的印、写自己的字、画自己的画儿，默默地为社会创造着精神财富。这种现代社会极度缺失的大家、大师被许许多多滥竽充数的‘文化垃圾’‘屏蔽’了。也许，这就是造成当今‘出书空前多，买书空前难、教授空前多，大师空前缺’这一奇特文化现象的一个原因。”

   我想借鲁枢元教授回忆河大老教授们的一段话，作为本系列的结语：“‘落日孤舟去，青山万里看。’每观今日之学术界，常有‘落日孤舟’之叹，好在青山依旧在，那就是前辈学者的文字与精神，仍指引我们在学术的层峰叠峦间持续地寻觅与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