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学人于安澜

                  ——仅以此文敬献于安澜先生诞辰110周年          黄萌生

  

  于安澜先生（1902年～1999年），是一位经历百年沧桑的国学集大成者，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美术史论等诸多领域均有重要建树，所取得的学术、艺术成就被学界誉为“惠及华夏”。

  于安澜先生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的一个士绅之家， 1920年考入省立卫辉中学，其间曾受到著名学者范文澜先生的耳提面命。范先生在讲解风暴的“暴”字时，形象地解释为“日出共米”（ 晒米的意思），从此在他心中播下了研究和探索语言文字的种子。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文史系学习。在董作宾、冯友兰、郭绍虞、嵇文甫等名师的指导下，于先生孜孜以求，诵读和掌握了大量文史典籍的精要，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于先生大学毕业两年后，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国学研究生。清代以来，国内学者已开始对我国古代的音韵学进行系统的研究，但是汉魏六朝时期改朝换代频繁、时间跨度长，“数百年来，众多学者莫敢问津”。而立之年的于安澜先生迎难而上，博览群书、精深研究，独自一人历时三载，完成了汉魏六朝古音韵体系研究的专著《汉魏六朝韵谱》，填补了我国汉魏六朝音韵学研究的空白，这也是于先生一生中的重要代表作。此专著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国学大师钱玄同、刘盼遂先生为之作序；王力先生为之撰写书评，称该书的问世“非常人所能及”。1970年，日本汲古书院将该书影印发行，在海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予以再版，至今仍为音韵研究者的必读之物和校勘之准绳。

  在京期间，于先生出于对绘画艺术的酷爱，凭借其深厚的古文功底，对我国古代的绘画理论及技法特点进行了系统研究，整理和荟萃了我国历代的优秀画论精要，又编写了《画论丛刊》（一函五册）一书，1937年由中华书局付梓出版，齐白石先生为之题笺，郑午昌先生作序，黄宾虹先生发表书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美术出版社曾多次将该书再版。该书至今仍是美术院系研究生和美术理论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正如广州美术学院原院长郭绍纲教授所言：“40多年来，还没有一本书像《画论丛刊》那样令我爱不释手。”

  于先生1946年返回母校河南大学执教。1957年后，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与任访秋教授一起被安排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他历时七年，汇集从南北朝至近代著名画家的画史专著22种，并详加校勘，编纂而成《画史丛书》（两函十册），1963年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

  “文革”十年浩劫，于先生也在劫难逃。他并不在乎一己之屈辱，而是痛心“十年光阴，因之蹉跎”！于先生在“文革”后期冒着政治风险开始编写的《画品丛书》，于1982年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代画坛宗师刘海粟亲自为之题笺。

   因而，于安澜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奠定了其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之后的《画史丛书》、《画品丛书》更展示了其一代大家的造诣与风范。

  作为国内著名的书画与篆刻家，于安澜先生从不以大家自居，诗书画印皆是他做学问之余的爱好与情趣。于先生自幼就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幼年时，他钟爱画画，常常入迷地欣赏堂姐绣花，经常跟在当画家的表兄后面琢磨绘画及色彩的搭配。大学期间，他发起成立了美术研究会，课余沉浸在绘画、治印的快乐之中。当上海暨南大学美术系主任陶冷月先生来河南大学访问讲学时，他多次登门求教，并与陶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先生还喜爱京剧，发起成立剧社，在中州大学及后来的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也曾有粉墨登场的佳话。

  于先生早年临摹过许多前贤名家的绘画大作，包括其岳父赠与的徽派山水大家姜颖生的山水四条屏。上世纪60年代家中经济困难之时，他带着孙子们步行郊游，观赏四季，将珍藏的名胜风景画片装订成册，说是“卧游五岳，坐拥百城”。后来他曾多次自费游历国内的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写生作画。他主张绘画要师法自然，从自然造化中领悟绘画的真谛。先生的花鸟画手法细腻、格调高雅、色彩明快，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先生擅长山水画，其绘画布局严谨、意境深邃、气韵生动，花甲之年由黄山写生归来所作的《黄山人字瀑》，苍松秀岩、飞流直下，令人叹为观止。

  于安澜先生晚年以篆书闻名于世，1980年，其书法作品《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纪念 写杜工部戏为六绝》，曾入选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先生的篆书师法“二李”（即秦代李斯、唐代李阳冰），兼得明清文徵明、董其昌、吴昌硕诸家风范。其小篆上溯周秦诸体，下及明清各派，用笔刚柔并济、结构严谨、布白疏宕、气韵典雅。先生晚年独辟蹊径，讲究篆书的圆润舒展，作品多以古诗词集联，对仗严整、诗书并茂，观后如闻金石之声，如临大雅之境。先生还擅长多种书体，其一生博览历代真迹，择善而从，探其源、取其精。多年来，先生的著作文稿、诗词文章、尺牍信札都是用小楷或行书写成，字里行间流动着书法韵律，是学问与书法的完美结合，极富学养和美感。

  于先生曾说，治印需先学篆书，篆书学不好，印的品位必然不高。先生曾师从齐白石、萧谦中等一代书画篆刻宗师，凭借其深厚的小篆功底，或取法钟鼎文字，或拟汉白文印，或比照三晋朱文与皖派印风，形成了布局平稳、刀法精湛、丰润浑厚、古朴典雅的治印风格。先生家中至今还保存着他刻的上百方印谱，其中有众多书画名家、学者和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印，印章方方迥异、美不胜收。

  于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是一位具有童稚心的性情中人，故常以诗词言志抒怀。先生考取燕京大学，作妙趣横生的《燕京竹枝词》30首刊登在燕京校刊之上。他一生中写了数百首诗词，其格调高逸、对仗工整、韵律和谐、寓意深刻。改革开放后，他与河南大学及开封市的诗词爱好者共同发起成立了汴梁诗社，至今仍是古城文化的一大亮点。

  开封作为享誉中外的书法名城，既有上千年书法艺术的文化积淀，也有历代文人雅士的薪火相传。上世纪70年代，颇具胆识远见的书界前辈在大相国寺内的文化馆开办了第一届书法学习班，洒久旱之甘霖、筑书城之坚基，为开封市书法艺术的发展首开了先河，其聘请的书法名师中，于安澜先生为其一也。

  1973年，在著名书法家庞白虹、牛光甫先生开办的书法学习班上，于安澜先生与许多名师大家一起，应邀义务为众多学员授课。年过七旬的于先生在外孙的陪伴下，晚上沿着昏暗的小巷，深一脚浅一脚地从花井街的家中走到文化馆。看到学员们对书法理论、演变及流派知之甚少，治学严谨的他为之整理编写了《书学名著选》、《书法源流表》等教材，并积极参与开封市的各种书法展览和交流活动，为书法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开封市政协原副主席、书法家薛文法先生深情地回忆说，于教授上课慢声细语、旁征博引，让人听得过瘾。他有幸随于先生等老师南下西泠印社，参加开封与杭州的书法联展，并在途中拜访了苏州、上海两地的书法界前辈。于先生虽是大家，但仍背着画板写生，一路上与年轻人拉家常、谈治学，循循善诱，又十分谦虚真诚。先生所编的教材及亲切乐观的人生态度让薛先生终生难忘。

  “仍思乘夕阳之余晖，补光阴之流逝”。年事已高的于先生还到处奔波，发起组织了文字学宗师许慎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推动筹建了许慎纪念馆，并亲自撰写碑文。为筹建画圣吴道子纪念馆，他由家人陪同，一路颠簸，数次前往禹州吴道子故里考察，自己带头并动员书画界友人向吴道子纪念馆捐资、捐画。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花木兰纪念馆、张仲景纪念馆、张衡纪念馆也相继建成。为了传承和光大优秀的中原历史文化，于先生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于先生对前来求书求画者，无论尊卑，一概认真赠与，决不收任何“润笔费”。有一位南方青年书法爱好者，来函恳求墨宝，并寄来一对苏绣枕头套，于老立即退还了礼品，将精心书写的条幅给求字者寄了过去。一位身份特殊的同事来求他的书法作品，他欣然命笔。别人不解地说：“‘文革’中他整你，你还给他写？”于老笑道：“他也是因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直到他去世前一年的春节，97岁的于老还让家人给邻居们送去他亲手书写的春联。那火红的春联连同先生的一颗赤子之心，永远留在古城开封的记忆之中。

  晚年的于先生是幸福的，人们时常可以见到一位清瘦的老人，牵着重孙的小手，漫步于河南学校园、铁塔湖畔，在夕阳下微笑深思，吟诵着自己的心声：

草草人生纵有涯，闲来还溉小园花。

身无恩怨贫堪乐，室少朋簪睡亦佳。

带露春蔬成美馔，经霜桑叶当新茶。

何须百尺楼头住，一榻容身便是家。

   于先生名海晏，字安澜，他的名字与水有不解之缘。其人也纯真如水，海阔天清；其心也静如止水，波澜不惊。他本身就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百年风雨历史的缩影。他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掘井开泉，让国学文化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润泽着现代华夏文明，也激励古城后辈在传承创新中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