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慕姚

  武慕姚（生于1900年9月，卒于1982年3月），名福鼐，字慕姚，号拙叟。原籍河北省永年县。历任中国书法家协会河南分会理事、河南省博物馆文物顾问、开封市书学研究会顾问、开封市第四届政协委员、开封市龙亭区第七届人大代表。

  慕姚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武延绪（次鹏），光绪壬辰年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出任湖北省京山县知县，谥奉政公。其父武毓荃为太学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在家闲居。

  1900年9月3日，武慕姚先生出生于祖父官邸。他自幼聪慧，四岁能诵《千字文》，七岁能诗，九岁时已将“四书”“五经”烂熟于心。

  16岁时，武先生在永年县初级中学读书，后因参与领导学潮，触怒了反动校长，不得不离开永年。同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预科，后由预科入中国大学国文系，受教于梁启超、陈寅恪、吴检斋、范文澜、邵瑞彭（次公）、黄季刚等巨儒名流。其学问得益于次公先生尤多，经学、诗词、版本目录学，皆亲聆教诲，后又与邵先生同在河南大学共事，更是朝夕叩问。

1919年，武先生参加了“五四”青年运动，后来，又在我党地下工作者、文化部原副部长齐燕铭同志的直接影响下，秘密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不少进步思想。

  1929年，武先生毕业于中国大学，拒绝了父亲要他继承家业的要求，离家出走，先后在河北宣化第五高师、滦县第五师范任教。

  1931年，应开封一高校长的聘请，武先生由河北入河南，先后在开封一高、开封一师执教。在此期间，他对国民党反对统治越来越不满，断然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的拉拢和收买。伪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李培基曾多次请他出任专员、县长，国民党高级将领高镇、孙连仲先后设宴请他出任上校机要秘书，他一一拒绝，宁可教书卖字，也不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开封一高迁往南阳镇平，后因兵荒马乱，工作无着，不得不靠卖字为生。有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早上，因穷困潦倒，无可寄兴，就“掇雪烹茶，借平烦绪”，还自我解嘲云：“煮芋儿吹火，窥盘客笑人。摊几余故帙，犹复数家珍。”

  抗战胜利后，他由镇平到鄢陵，在鄢陵小住一年，后只身赴许昌。不久，许昌解放。

许昌解放第三天，边区主任吴芝圃同志陪同陈毅司令员登门拜访，派人送来粮食，并亲自介绍他参加革命。1949年，他正式参加工作，任许昌市教育局公产学田委员会委员。他很受感动，为了报答党的关怀，表达爱国之心，他无私捐献了家里世代珍藏的艺术珍品，计字帖四千种，书籍四千种，宋、元、明、清字画132件，还把他唯一的儿子武念曾送到部队。

  不久，许昌市市长曹知真调开封任省委统战部部长，亲自调他来开封工作。到开封后，历任河南省图书馆助理干事、文物管理委员会干事、省文史研究馆秘书、开封工学院教员，并兼任河南省博物馆顾问。后因病转开封市新华书店古旧书门市部工作，为国家鉴定、甄别和收购了大量古旧书画。

  1965年退休后，武先生仍从事版本目录学、金石考古学、诗词、书法的研究，同时教授辅导了大批登门求教的学生。上世纪70年代初，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他曾与孙作云教授主办了河南出土汉画对日本的展览。

慕姚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即使在十年动乱和患病时也从未间断读书写字，故著述颇丰。在碑帖鉴赏方面，他著有《淯水觚谭》、《毡椎闲话》，诗集有《枣香梦影》、《安陵游草》、《书法韵语36首》等。

  由于武慕姚先生学问渊博，胸怀宽广，加之数十年的临池之功，故在书法创作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隶书、楷书、行书样样精绝，而每一件作品均鲜明地表现出了用笔干净爽利、结字变化多端、点画精确到位，极有文人意趣的独特书风。1970年后，武先生的作品多次参加开封市及河南省书法篆刻展，并有作品赴外地及日本展出。《中国现代书法汇选》、《书法》、《奔流》、《书法导报》、《书法博览》等刊物亦曾先后刊出其力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先生的过早仙逝，他的作品没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轰动影响，也没能参加过一届具有权威性质的全国书法篆刻展，但在真正内行人的面前，他的作品是高水平的，是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并值得后学之士反复品读、研究的，具有较高的艺术及历史价值。

  在诸种书体中，最为人们称道，且足可与当代那些大家相比肩的莫过于他那极具个性、文人气十足的隶书了。武先生家藏丰富，壁间悬有清代大家何绍基隶书条屏，先生颇喜之，早年即朝夕临摹，然因情性不合，何氏古质的笔画总难学到手。后来“无意中在成品中发现《汉石经》残石拓本，规矩方严，才又从《汉石经》入手”。（武先生语）此后，作品为之一变，《汉石经》方严端正、笔画光洁劲利的特点在先生笔下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退休闲居后，武先生收藏碑帖日富，故又遍临汉碑，多方取法，书艺更见精进。一日，偶见王瓘（孝禹）临《西狭颂》墨迹一册，颇为喜爱，一再观赏。后精心临摹，一变以往学《汉石经》的某些结体，结构上大胆改革并适当融入篆法，用笔则很大成分地保留了《汉石经》中锋运行、劲利爽快的特点，且提按自如，随意挥运，从而形成了他那格调清新高雅，极有文人意趣的独家隶书。与当今书坛中不少人故作老成，颤颤行笔，追求所谓金石意味却又毛病百出的作品（不仅仅局限在隶书这种书体中）相比，武先生的大作显得尤为光彩照人，卓立而不群。此处披露的几件隶书作品，虽风格明显，然每幅的面目又小有变化，或厚重、或轻盈、或拙朴、或潇洒，均斩钉截铁，信笔而出，从中可尽窥先生艺术风姿。yishujia.findart.com.cn

  先生楷书幼年学欧，且功底颇厚，所作小楷用笔精到，严谨峻峭。后从邵次公学褚，亦颇得褚河南神韵。又因其祖父酷喜鲁公书，亦醉心于何绍基书法，且藏品甚夥，慕姚先生幼年即深受影响，后又悉心临摹，认真体味，终于在晚年形成了一种既具颜真卿法度，又多有何绍基意趣；既端庄静穆，又活泼多姿的楷书风貌。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封龙亭大殿中曾悬挂了10余幅当时开封名家的巨幅之作，武慕姚先生提供的就是这类风格的大字楷书（每字约碗口大）条幅。此作品颜、何意味之纯正、功力之深湛、用笔结体之灵动多变，深深吸引了古城开封及外地的不少书法爱好者。笔者就曾多次登殿，在先生的作品前徘徊再三，久久不忍离去，其印象之深刻，至今仍记忆犹新。

  慕姚先生的行书平常出手不多，但其艺术水准绝不逊色于他的隶书及楷书，尤其是作为题款与隶书及楷书相配，极为和谐自然。可谓交相辉映，珠联璧合。而单独的行书创作，亦见情见性，洒脱自然，一派生机。武先生的行书受楷书影响颇大，颜、何痕迹浓重，似不经心而法度、功力寓于字里行间。其用笔之瘦硬劲利与隶书有共同之美，均从《汉熹平石经》而来。在结体上，先生大多有意拉长，避颜、何之宽博，而有时则横向取势，左右伸展，但均能和谐相融，潇洒处之。先生的行书出之法度，得之自然，大小错落，随心所欲，既灵动多姿，又安稳持重，既完美地表现了传统书艺之美，又充分地展露了个人的艺术风采，可谓融传统与现代为一身的书艺佳作。

  由于先生喜文学，通诗词，精鉴赏，且家藏极富，耳濡目染，故艺术素养颇高，眼力甚“毒”。先生生前常有人持碑帖、字画、文物等求其鉴定，先生慧目视之，真赝立辨。而先生为人作书，则往往视对象不同，用途不同等时加跋语，使人读后十分亲切，既可欣赏其精湛的书艺，又可从自然、洒脱、颇见文采的跋文中得其教益，真可谓大手笔也。

慕姚先生一生未留书法专著，然从其所作《书法韵语三十六首》及先生在世时对其学生及求学者的肺腑之言中足可表现出他精湛的学识及高深的艺术见解。

  先生不仅注重字内之功，而且颇关注字外修炼，强调学书既要勤于临池，深悟古法，又要眼界放宽，多方取法，方能跳出古人窠臼，创出自我。有诗两首云：“技艺宁当守一隅，多方濡染是良图。新知旧契双承袭，超越终期调不孤。”“横看成岭侧成峰，莫诱方隅失正容。放眼八垓探物象，方知琐屑欠宏通。”（选自先生《书法韵语36首》以下同）他认为，学书要多方感染，始能从形象到精神，得其精要。要无意专求，自然墨化，山河之壮丽、古器物之精奇、名师之风度，皆足以熏陶收益。要多方取法，莫为一隅所限，以致迷失方向，要从全局着眼，有主有从，不为琐屑所诱，冲出成法，方可别出新意，自成一格。在另一首诗中，先生告曰：“胆才功力等同看，闻见融通眼界宽。兼重师承与独创，此中消息本关联。”他认为书道要并具胆、才、功力，并多闻多见，融会贯通，既有师传，又有心悟，然后积以岁月，弃形求神，方能超越古人，达之大成。慕姚先生另有一首诗，尤为鲜明地表现了他入古出新的艺术思想，诗曰：“古今人我互关联，创获何能守一偏。狭义难关须打破，书中风格本兼三。”此处，他强调的是学书要有古人规格、时代风格、个人性格，而三格的完美结合方为成功之要旨。此见解从当今书坛的视点去看，不仍然新颖清新，具有醒人的启迪意义吗？

  对于书法创作，武先生持较严肃的态度，有诗云：“心中有字始挥毫，惜墨如金莫浪抛。化作云烟资逸趣，清风习习雨潇潇。”他反对不负责任的创作，强调心中要有字，要有追求，不可胡乱涂鸦，任笔为体。但他又强调创作时应散其怀抱，思想上要自然放松，绝不可有压力。故他笔下的作品，既颇见功力，毫无懈怠之处，又随意自然，天真洒脱，生机盎然。可谓既见匠心，又浑融无迹，片言只字，皆可为宝。

  关于如何继承传统，学习古人，武先生多有高见。首先他颇重视读帖之效，有诗曰：“读帖先于摹拟功，胸中有字始从容。轻心莫掉挥毫趣，滑涩终当审异同。”他认为，初学书应先读帖，细玩其笔法、结构、气势、风格，再展卷对临，一气呵成。万勿看一笔，写一笔，以致结构散乱，全失转折气势之妙。如能背临则更佳，写后再展帖对照，以证违合。唯不宜单求多快，以防熟滑。应于熟中求生，光中求毛，巧中求拙，庶不致陷入俗格，以致金丹亦无从换骨也。关于临帖，他认为当于不似进而求似，最后仍须不求形似。应视阶段不同而有所区别，最终则要达至神化之境。由此可看出，武先生既注重从细微处去学习古人，同时又注重宏观上总体把握，可谓是科学、合理、有效的临古之法。

  在技法方面，尤其是用笔，慕姚先生颇有不少高见。有首诗云：“用笔多与笔法淆，譬犹矩步混腾超。根尖腹侧随机变，好助临池不化劳。”他认为笔法有定规，用笔则可随机应变，以博新趣，中锋、仄锋、披锋、裹锋、笔尖、笔侧、笔腹、笔根，皆应随宜变换，以达使转之妙。先生写字（除小楷外）全用羊毫，一直用苏州产的东风大楷廉价笔，大小全用此笔。写对联或稍大的字，往往于竖划或横划的末端着力地把毫按到根部。他认为笔是工具，应由人用，绝不可拘泥与成法。他的另一首诗云：“起收转折括全形，快慢优柔寓性情。深戒拖泥形败象，朽金掷地竟无声。”他认为用笔之法，落笔应快，收笔应慢，中间转折处不快不慢。快则有力，无拖泥带水之迹，慢则无懈败之象，不快不满则含蓄有气韵。先生的隶书、行书，行笔快捷，著纸如刀，既收亦放，万毫齐力，故锋利爽畅，如锥划沙。他作书强调心到笔到，一气呵成，故落笔著纸绝不作描眉掠鬓姿态，在快捷挥运之中作品立成。当然这和慕姚先生深湛的功力、过人的才华不无关系。yishujia.findart.com.cn

  先生还颇重视辩证法的运用，诗云：“对立中藏统一殊，包罗万象定■谟。谁将一幅鹅溪绢，画作书林辨证图。”他强调作书要熟中有生，光中有毛，巧中有拙，润中有燥，圆中有方，疏中有密。先生的字偏于光洁，尤其他的隶书，一反常人厚重、古拙的追求，体现出了一种清隽、飘逸、顾盼生姿的流美神态，个性极强。其作品虽生涩感不强，但绝不浮华，而是润中自然出涩势，故极有骨力，内蕴丰富，令人细细玩味。

  武慕姚先生虽已去世，但由于其人品好，学问深，书艺精，加之生前热心育人，培植新秀，兢兢业业地为繁荣祖国的书法艺术而无怨无悔奉献，故先生在世时即享誉开封、河南书坛。1982年，先生仙逝后，由于其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墨宝，其后学在他的影响培植下也大多成才，有些人甚至处于书界“要害”位置，出于师生之谊，广为宣传，故先生的名气较以往更盛，其影响已遍及河南书坛，并日益被省外的同行、专家们所看重。上世纪70年代以来，河南书坛在外广有影响，颇为全国书界同行瞩目，当然这和省书协主要领导的开拓性工作有直接的联系，由于他们领导组织了不少影响全国的书法活动，热情做好协会的普及提高工作，出人才、出作品，在全国书法活动中成绩喜人，功不可没。然愚以为，这也与如武先生这样高水平的书坛前辈在困难的环境之中作出的功在后代的奉献不无关系。有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河南书坛才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故，武慕姚先生（包括同时期的一些高水平书界前辈）实为当代河南书坛中兴的有功之臣，是河南书界的“重镇”人物，虽然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坦荡、光明、淡泊、洒脱的一生，无愧于河南书法界、艺术界，他的英名将随同他不朽的作品长留人间。